首页 > 火博竞体app

新民周刊:走进女子戒毒所

发布时间: 2022-08-24 来源:火博竞体app 作者:火博体育登录

  上海市青浦区美丽的佘山脚下有一座特殊的“孤岛”,初夏的季节,记者来到这里时,只见绿树成荫,广玉兰、栀子花竞相开放,淡雅的芬芳沁入每一粒空气分子。站在“孤岛”中央的广场,周围安静得只剩鸟叫虫鸣,如果不是戒备森严的高墙与不时走过的女民警,你无法想象这里居然是收戒了1100多名女性吸毒人员的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5月11日,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兼国家禁毒办主任刘跃进介绍,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累计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估计实际人数超过1400万名,这一触目惊心的数字超过了我国人口总数的1%。

  《新民周刊》检索各地的数据,发现女性在吸毒人员中占据的比例在迅速提高,人们常说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因为生理、心理、情感、思维模式存在的差异,毒品的危害在男女这两个不同的性别上也有着不同的表现。

  上海市司法局现有5个强制隔离戒毒所,其中4家位于环境优雅的西郊青浦区,目前共收戒6000余名吸毒人员。单从数据上就可看出女性在吸毒人员中的比例情况5个强制隔离戒毒所中,4个是男性强制隔离戒毒所。

  综合近年来的数据,女性吸毒人员在比例增多的同时还呈现低龄化特征,以上海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为例,收戒人员的平均年龄只有35.5岁。“女性较少自己主动接触毒品,很多都是被男朋友带坏的。”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政委郦颖介绍。

  35岁的杨芹(化名)就是郦颖所说的这种类型。这个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的女子缺了一颗上门牙,显得很是突兀,这也让她接受采访时一度因感到尴尬而躲避视线年毒龄,她告诉记者,最初4年内,她吸食的是,吸食的副作用之一就是造成钙质的大量流失,门牙也正因此脱落。

  以往的经验,女性吸毒者较大比例出现在单亲或问题家庭,学历普遍较低,上海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近年来收戒的吸毒人员基本都是高中、初中甚至小学文化水平。但杨芹却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对这个独生女的教育很重视,也很完善,用杨芹自己的话讲,“爸妈对我很严格。”高考时,杨芹因为发烧发挥欠佳,最终考入上海市一所护士学校,毕业后进入上海某三甲医院担任护士。高考的失利并没有给性格开朗的杨芹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她的人生转折发生在结识了男朋友之后。

  20岁时,杨芹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大3岁的本地男孩,属于“富二代”,男孩从事的工作与娱乐圈有所交集,而后者正是近年来吸毒亚文化泛滥的领域。恋爱后不久,杨芹就撞见男友吸毒,她回忆那一瞬间的感受是“生气,但并不害怕”。

  一知半解的知识结构所带来的盲目自信,在杨芹身上开始显现它的可怕。杨芹自恃学医,对有点“不屑”,认为只要戒断反应克服了,没有戒不掉的。当时的杨芹不知道,早在上世纪末,就已有个别禁毒女警天真地像她这样以身试毒,结果沦为毒品的俘虏,甚至最终以淫养毒。

  深知厉害的男友苦劝杨芹放下天真,“我已经陷进去了,你不能再陷进来!”被自信冲昏头脑的杨芹偏要一试,“他不让我吸,我就跟他搞(上海话,意同“纠缠”),最终他拗不过,让我吸食了。”

  很多禁毒宣传中提到第一次吸毒,都会用“飘飘欲仙”四个字,杨芹苦笑:“那简直就是误导。什么飘飘欲仙,没那么邪乎。”首次吸食,杨芹并没有很强烈的反应,她更加不以为意,于是第二次、第三次很快发现自己被毒品俘虏了。“现在想来自己好傻,那种自信真的愚昧。其实从吸食第一口,就被俘虏了。”

  有一种抑制作用,杨芹变得懒散,不再上班,每天和男友泡在毒品里,知道真相的父母表现出了几乎所有家庭面临毒品时一样的震惊、恐惧与无奈。2006年,杨芹被送往上海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接受强戒,而他的男友被家人送往西安某医院接受药物治疗。“当时国内还流行开颅戒毒手术,但是副作用很多,我男朋友最终选择了药物治疗。”

  在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一年,杨芹成功戒掉了对的生理依赖,卓有成效的心瘾治疗也给她回归社会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杨芹回归社会,开始了社区戒毒,在自己的意志与戒毒社工的多重帮助下,居然真的彻底戒掉了。“我变得积极上进,重新进入一家民营医疗机构工作,还攻读了大专,考取了口腔助理医师的执照。”

  男友对杨芹就像另一种毒药,成功三年不复吸,甚至连替代疗法都不需要的杨芹在生活回归正常后,克制不住联系了男友。而这个“祸害”虽然也戒掉了,却将另一种被轻视、危害性却远甚于的,送到了杨芹的嘴边。

  人不可以在同一个坑里摔两次,杨芹却在同一个男人那里犯了两次同样的错误。就像当初对待那样,杨芹这一次居然也以为“不会成瘾”,“都戒掉了还怕?”盲目自信再一次将她推向深渊。

  这是2012年,杨芹复吸了,不知道是毒品将她和那个男人捆绑在了一起,还是那个男人将她和毒品捆绑在了一起。与不同,有强烈的兴奋作用,女性因为生理、心理与男性的不同,在吸食后的反应会更加敏感,更容易发生等失控行为,从而增加性病、妇科病等疾病的风险。

  吸食俗称“溜冰”,“溜冰”就要“散冰”,关于“散冰”的混乱与不堪,考虑到女性隐私,记者说“就不必展开了”。杨芹的脸红了。

  “不会成瘾完全就是鬼话!”可惜,杨芹第二次以身试毒幡然醒悟为时已晚。会造成中枢神经不可逆转的损伤,最终导致人格障害与精神分裂,杨芹渐渐表现出强迫症与被害妄想症,“一直要去反复关门,脾气变得暴躁,再发展下去,我就变精神病了”。

  有着1.72米高挑个头的文静(化名),在戒毒人员的队列中特别地醒目,她曾是一名优秀的专业排球运动员,然而最终也因为所谓的“真爱”,在毒品问题上栽了跟头。

  文静走向吸毒,与杨芹相比,有着明显的家庭成因由于从小与外婆生活,文静与父母关系疏远,然而,外婆终究无法填补父母的位置,这导致文静从小缺乏安全感,也不知如何与人交往。因为从事排球运动,文静很小时就被选拔参加长期封闭式高强度训练,这使得她文化水平较低、接触的人群比较单一。

  生活经历的弊端在她退役后开始显现,文静结识了一名“瘾君子”男友,男朋友带她进毒友圈子。文静为了保住这份爱情,接受了毒品。

  有受男友诱导的,自然也有失恋受挫所致的,比如32岁的张晴(化名)。张晴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眼睛清澈透明,散发出知识分子的气质,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吸毒人员。但她却实实在在是一名“毒玫瑰”。

  张晴自幼父母离异,继父身为高干,家庭条件优越,让张晴从小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结果在考取上海某知名大学的在职研究生后,却因为失恋产生严重的挫折感,继而误交毒友,为“减轻痛苦”吸食毒品,不能自拔。张晴的学业戛然而止,成为一名高墙内接受强戒的对象。

  上海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副所长邵霞说,吸毒人员的故事,大抵如杨芹、文静、张晴这般,千篇一律,但像三人这样或有着高学历、或有着专业的医学背景的,在邵霞的工作经验中,遇到的并不多。不多见,却已有出现,这释放出一个毒品向高校、专业人员甚至高知人群蔓延的趋势。

  女子强制隔离戒毒工作与男子强制隔离戒毒最大的区别就是,戒毒的女性更为感性的群体。“这就要求我们的工作中,注入柔性,不仅要有强制,更要有柔性,走进受戒人员心里。”邵霞总结。

  走进上海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乍一看以为这里是一个封闭式的校园,这种错觉不无道理。在这里,杨芹们被视为“违法者、病人、受害者”,而与之对应,邵霞和她的同事们扮演起“警察、医生、教师”的三重角色。

  因为女性比较感性,容易受毒品蛊惑,特别是情感受挫时,但同样因为感性,一旦“毒玫瑰”们找到精神支柱,客观上比男性更容易戒毒。“心瘾是戒毒最大的障碍。”邵霞介绍,如果在吸毒人员与女民警之间建立信任甚至感情依赖,在吸毒人员意志动摇时就会在民警身上找到对抗毒品诱惑的力量支撑。

  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前身是女子劳教所,改革后,摒弃了以往单一的改造思路,积极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上海特征、女性特色的强制隔离戒毒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总结为,“以生理脱毒为基础、以戒断心瘾为重点、以认知干预为主线、以身体康复为保障、以社会回归为目标、以个别化戒毒康复为手段。”

  要挽救“毒玫瑰”,身着警服扮演“民警、医生、教师”三重角色的“铿锵玫瑰”们首先必须专业化。据记者了解,上海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目前具有国家二级、三级心理咨询师证书的民警已经多达114名,占全所民警的39.3%,具有教师资格证书的民警46名,具有医护职业资格的民警39名。

  “对我而言,她们有的像我的姐妹,有的像我的孩子,而我更愿意把他们当做病人来看待。”戒毒民警沈军感慨道。

  吸毒人员的故事千篇一律,但专业化的强戒工作却要考虑到个体差异,对症下药。

  杨芹进入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首先印入眼帘的是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按郦颖政委的理解,要改造一个吸毒成瘾的人,首先就要重塑人格,而良好的环境,有利于陶冶情操。女所的人文精神就体现在这一草一木一个个貌似不起眼的细节之中。

  在正式的强戒工作开始前、过程中以及解除强戒前,杨芹至少要在民警沈军这里进行三次诊断评估。评估包括生理、心理、认知、行为表现与家庭功能五大块,这种专业化的评估诊断为为期两年的强戒工作甚至回归社会后的社区戒毒工作提供专业的依据。

  “较之生理戒毒,心理、认知、行为表现与家庭功能的修复则显得更难,对戒毒工作的成败也更尤为重要。”有着十年戒毒工作经验的沈军介绍。

  记者初次遇到杨芹时,她正在戒毒沙龙与一群“毒玫瑰”排练舞蹈。为重塑人格、恢复信心,上海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特意设置了舞蹈班、瑜伽班、合唱班。杨芹进所之初因为毒品的侵蚀变得很“木”,但在加入舞蹈班后,却逐渐找回了自信。“我没有想到我还能把舞蹈跳得这么好!”

  “女性吸毒人员多才多艺,这也让女子强制隔离戒毒工作多了一个抓手。”郦颖说。

  张晴被关进强戒所时对大墙内的一切充满抗拒甚至敌对,更因为内心的孤傲,与其他“毒玫瑰”格格不入。这些心理、认知、行为表现上的问题在诊断评估中都有所反映,民警推荐她参加合唱班,并担任班长,还推荐她参加征文、演讲比赛,发挥出她再文艺方面的才干,渐渐打开了她的心扉。

  然而,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却是,吸毒人员在强制隔离戒毒期间,往往都能成功从生理、心理上戒毒,一旦走向社会,复吸率却很高,“走进大墙,变成人;走出大墙,立马变回鬼”。

  杨芹的二次复吸在邵霞们这些戒毒民警看来,反映出戒毒工作的持久性与社区戒毒的重要性。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在大墙内下功夫,让戒毒人员掌握一技之长,将来较快地融入社会。

  经验表明,一旦戒完毒能融入社会、断绝以往的涉毒圈子,复吸率就大大降低。为此,上海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开设了茶艺班、中医按摩班、插花班、超市班、中医面点班等11个培训项目。

  “发挥家庭、社区、社工、公安四种资源,做好后续照管,建立了一个充满关爱、稳固而健康的戒毒社会支持系统。”邵霞介绍。受益于此最为成功的案例就是叶巧(化名),叶巧成功戒毒后,开通了“叶子”热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宣传毒品危害,帮助其他吸毒者摆脱毒品。

  就在记者采访后不久,文静、张晴成功戒毒,解戒走出高墙,回归社会。而杨芹还有一年的强戒期,在这样一所享有部级文明单位殊荣的特殊场所里继续与毒品对抗。

  对于未来,杨芹已经有了打算,她说第一次强戒让她成功摆脱了,第二次强戒,她一定要摆脱。走出大墙的那一天,她还要摆脱那个至今仍在吸毒的男友,他就像杨芹的第三种毒品。

  “我总不能在同一个坑里栽第三次吧!”杨芹憧憬着新的开始。然而,一朝吸毒,终身戒毒,无数多吸毒人员的教训表明同一个坑里有些人就是“一栽倒底”。